“人的心里，有一座关着灯的教堂，只有嫉妒的火焰才能把它点亮。”
格雷厄姆·格林，把一对恋人的床笫写成了告解室，把二战的废墟写成了神坛。今天，我们聊一场“特殊”的婚外情，聊一场“被上帝抢走情人”的爱情事故——《恋情的终结》。
惯写爱情的小说，要么流于甜腻，要么耽于感官。格林却从最流俗的婚外情中撕开了人性的裂缝。二战时期的伦敦，灯火管制、炸弹呼啸，文明的脚手架成片崩塌，肉体与精神双重压抑。正是在这片废墟上，莫里斯与萨拉的爱情像暗火一样燃起，半晦半明。
然而，空袭中的一声巨响成了转折。莫里斯被气浪掀翻，萨拉以为他死去，在绝望中向天主立下誓约：若他生还，她便以“结束这段恋情”作为献祭。莫里斯奇迹般生还，而恋情却戛然而止……
1940 年代，战时的伦敦，作家莫里斯因工作之便结识了政府官员亨利，却被亨利迷人的妻子萨拉迷住；莫里斯以“采访”为由频繁拜访亨利，实则为了和萨拉有短暂的眼神交流。一次空袭预警让同乘出租车的两人第一次牵手，从此开始了一段“背德”的婚外情。
午后的旅馆，两人的幽会场所，突然的空袭中，莫里斯被炸弹震晕，失去呼吸和心跳。萨拉以为情人死亡，无助的向天主祷告：“让他活着，我就离开他。我会信你。我会终结这段恋情。”片刻后莫里斯醒来，萨拉立刻开始收拾衣物，决绝的离开。
莫里斯不明所以，被嫉妒和恨意驱使，借机雇用私家侦探调查萨拉。他偷到萨拉的日记，才得知真相：萨拉仍深爱他，却为了兑现誓言而主动离开。
萨拉在信仰与情欲的撕扯中皈依天主教，不久因病去世。她死后出现一连串“超现实”场景：跛足男孩突然能行走、丑陋男人面容改观，仿佛暗示她的自我牺牲已被天主接纳。
莫里斯目睹神迹，愤怒地祈求天主“别再打扰我”，却同时感到自己的无神论立场开始崩塌。小说以“天主啊，你做得已经够了，永远的饶了我吧”这一悖论式祈祷作为终结。
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，就像一片“三棱镜”，把“信仰——嫉妒——自我欺骗”这束光分解成不同谱系。
莫里斯的嫉妒不是情绪，而是认知：他的世界里只有占有和被剥夺，他把萨拉的迟疑解读成“另有新欢”。写作是他的控制欲，他把偷来的萨拉日记剪成碎片，再按自己需要重新拼贴。失去莎拉后他要“把她写在书里，让她跑不掉”。在明知萨拉皈依天主，“祂”才是自己的情敌后，他拒绝让萨拉死后用天主教礼仪下葬。
萨拉婴儿时期的受洗，早已在她灵魂埋下种子，空袭中的誓约只是激活码。她把偷情当自由，却被誓约逼成信徒；她用分手履约，却用死亡交账。信仰于她不是浪漫皈依，而是契约兑现。
亨利早就知道萨拉外遇，却选择“自我欺骗”，他将嫉妒、失意全数冷藏。莫里斯的嫉妒是烈火，亨利的嫉妒是冰箱。他用“一定是我工作太忙，她才寂寞”自我开脱，他把“被背叛”当成唯一能留住萨拉的方式：只要她内疚，她就走不了。殊不知“原谅”才是对爱情更高级的勒索。
格雷厄姆·格林的严肃作品往往以天主教为主题，这部小说无疑是上佳之作。《恋情的终结》被BBC评为“100部英国最伟大小说”第31位。
V.S.普里切特评价：“《恋情的终结》是格林对嫉妒者渴望确定性的最无情揭露；他把嫉妒写成通向不情愿皈依的第一步。”
安东尼·伯吉斯评价：“叙事者一边嘲笑上帝，一边为上帝提供存在的证据；这部小说成为信徒与无神论者共同的焦虑纪念碑。”
格林试图告诉我们：当理性走到尽头，信仰却能以另一种方式介入人生。 对无神论者而言，这些“神迹”未必构成证据，却足以造成人情感上的摇摆——你可以继续不信，却无法假装它们只是幻觉。而小说最动人的力量正在于此：它让最顽固的怀疑者也不得不承认，在爱与死的终极问题上，人总有被更大的东西抓住的一刻。